我要尽绵薄之力再呼吁一次，希望有助于推动这些用于疫情防控的大数据管理工具，在完成其历史任务之后，能尽快从社会管理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彻底退出去。
健康码、行程码、核酸码、场所码等各种“码”是疫情防控期间的大数据管理工具，虽然在不同省市有不同的名字，但它们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社会大众对国家的权利让渡，在法律上属于临时性授权，即允许国家在危机状态下能够最终靠收集、追踪分析公民信息用于疫情防控，其使用应严格遵循特定程序与防疫目的需要。
除了中国，这些“码”在其它国家或地区很难建立并作为疫情防控工具推行下去，包括在中国香港。比如，港府推出的本地场所码（名字叫“安心出行”）就一直未能在香港社会得到彻底推行。
这期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海外民众在心理与政治文化上没有办法接受个人隐私信息被政府和商业机构搜集使用，政府缺乏推动实施社会管控的决心意志与足够资源和组织动员能力，科技上不少国家也缺乏相应的大数据与网络应用技术支撑等等。
所以健康码、行程码、核酸码、场所码等大数据收集、追踪工具，能够说是中国在疫情防控中的一大发明。
过去三年，利用健康码、行程码、核酸码、场所码等大数据管理工具，各级政府有效进行疫情管控，确实取得了了不起的成绩，特别在疫情爆发的前两年，为遏制病毒扩散传播，保护人民生命健康，立下了汗马功劳，其作用不容小觑。
而且，中国政府也一直希望能在国际上也推行这套疫情管理系统，将之作为中国日渐增长的全球影响力的一部分，向国际社会输出疫情管控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
比如，在2020年11月召开的第15次G20视频峰会上，中方就提议各国“建立基于核酸检验测试结果、以国际通行二维码为形式的健康码国际互认机制”。只是因为其它国家要么缺乏相应技术能力支撑，要么出于国际政治博弈及各国国内普遍民意、公民隐私权考虑等，一直到疫情防控结束，也未能在国际上建立起来。
不管其它国家怎样，就说中国吧。从防疫需要的角度，在政府资源充分足够且民众也愿意配合的情况下，健康码等大数据追踪工具确实非常管用，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与此同时，也正因为其“非常管用”，有些地方也打起了“歪主意”，存在滥用这些大数据管理工具的情况。
比如，过去两年间，有地方就通过违法赋码或滥用弹窗等措施限制人员流动，以达到某些非防疫目的，使得这些原本只能用于防疫的大数据管理工具被异化为维稳工具，造成了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
而且三年来，以政府权威命令为依托，各地防疫部门及商业机构通过健康码、行程码、核酸码、场所码等在全国范围采集民众的姓名、身份证号、电话、出行轨迹、到访场合等信息，这是当下最完整、最精准的个人隐私信息数据，涉及到14亿人的隐私，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这些数据一旦流入黑市，或被黑客窃取，或被违法商业交易，将带来难以估量的后果，对公民财产、信息安全及更广泛的国家安全等，都会导致非常严重威胁。
现在，通过流动性管制防疫的方式慢慢的变成了历史，健康码、行程码、场所码等的历史价值已经基本完成，接着使用这些工具收集公民信息的合法条件已经消失。
为避免一些地方通过继续滥用这些管理工具搞层层加码或变相“一刀切”等行为，避免公民信息被地方政府或商业机构违法收集用于其它非防疫目的，为保护公民信息与个人隐私权利，国家层面应该尽快出台管控码退出机制，明确要求各地方及所有商业机构限期停用，并从存储工具中删除之前收集的相关信息。
因为这些管控工具在限制人身自由、管制人口流动上的“有效性”已经经过疫情防控检验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我担心如果国家层面不出台相关规定，不明确要求各地方与商业机构限期停用，一些地方或商业机构很可能很难“割舍”，恐怕会将它们保留下来用于其它非防疫目的——这样既侵犯了公民合法权益，威胁到公民财产与信息安全，也会造成其它更广泛、更严重的国家安全隐患与综合性社会影响。
因此，在昨天呼吁过之后，我今天在这里要尽绵薄之力再呼吁一次，希望这些用于疫情防控的大数据搜集与追踪工具，在完成其历史任务后，能尽快从社会管理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彻底退出。
没有了